教学促进科研 科研提升教学

——记上海交通大学首届“科研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杨庆存教授

【名师名言】

■ 人类意识、国家观念、世界视野、前瞻眼光和扎实功底，是教学科研的灵魂与根基。

■ 教学与科研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既相互支撑与联动，又相互促进与提升。

■ 人文修养决定人生境界；学生为中心，教师是关键；真诚诠释人格，创新体现实力。

2017年金秋教师节，上海交通大学召开“教书育人科技创新”表彰大会，杨庆存教授的《宋代散文研究（修订版）》获得“科研成果奖”一等奖，我们荣幸地采访了这位学校“科研成果”一等奖的人文科学唯一获得者。      

杨庆存教授认为，人文教育是“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基础，是“铸魂”“固本”“创新”的根本。这次获奖，体现着学校对人文科学研究的高度重视与积极鼓励，体现着强化人文学科建设的务实精神与重要导向，体现着落实国家《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具体措施与实际行动。杨庆存介绍了这项获奖成果选题、酝酿和研究的全过程，并畅谈教学促进科研、科研提升教学的深切体会。      

备课发现系列问题，研究确保科学严谨

杨庆存说，《宋代散文研究（修订版）》实际上是在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课程中不断思考研究的结晶。      

杨庆存自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即养成和保持着一个习惯——“不写好讲稿不上讲台”。他把这一原则作为敦促自己、培养学风、提升水平、恪尽职责的重要方式。在讲授《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的备课过程中，杨庆存搜集了当时所有能够找到的相关教材与参考资料，但在阅读后发现，这些著作对于思想性很强、艺术性很高、人文精神深厚、代表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散文中很多必须讲清楚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没有讲清楚；甚至有一些明显错误的观点或结论，也被相互转述，以讹传讹的情形比比皆是，诸如“散文晚于诗歌”论、“散文概念源于西方”说等等。而学术界对什么是散文、中国古代散文的范畴、散文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散文形态的时代特点与发展衍变，散文在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中国散文对世界文化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等等，很少涉及。特别是中国古代散文鼎盛时期的宋代，竟然没有一本研究专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必然贻误学生，而解决教材中的缺陷并纠正讹误，是当务之急。由此，杨庆存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资料搜集和缜密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原创性研究成果，并不断修改完善，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及时纳入教学，既增强了教学内容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又形成了目前获奖的科研成果。      

作为一本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原创性著作，《宋代散文研究（修订版）》得到海内外学术界高度评价，引用率甚高。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认为，著者以历史的眼光把握史料，通过细密的考证与阐述，在解决具体学术问题的同时，也丰富了人们对宋代散文成就的整体认识，是重要的学术创作。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王水照指出，该书是一部填补长期学术空白的开拓性著作，表现了创新求真的理论探索勇气。这部学术著作荣获了教育部第七届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日本汉学家后藤裕也翻译的日文译本已于2016年面世。      

教学相长，科研联动

杨庆存以教学催生科研创新的案例，并非仅此一个。多年来，杨庆存发表的近百篇论文和出版的十多部专著，大都是教学催生的科研成果。诸如《散文发生与散文概念新论》《宋代散文体裁样式的开拓与创新》《论辛稼轩散文》《苏黄友谊与宋代文化建设》《<西厢记>艺术多维审视》等论文，《黄庭坚与宋代文化》《传承与创新》《宋词经典品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等专著，无一不是始于教学、成于研究。      

杨庆存说，他在讲授《宋代文学史》课程时，发现通行的中国文学史和多种教材，都对黄庭坚“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说进行尖锐批判，指责是“教人剽窃”。但是，通读黄庭坚流传于世的《豫章先生文集》，他发现其中很多文章都是强调创新，如“文章最忌随人后，自成一家始逼真”之类诗文甚多，而且黄庭坚终其一生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实践，都在强调出新。由此，杨庆存一方面与刘乃昌先生合作撰写发表了《黄山谷的文艺思想和诗歌艺术》，以大量的事实说明黄庭坚的诗歌理论“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本义是在强调创新，一方面通过考察分析古今中外大量文学创作实际与文化理论发展的史实，独立撰写发表了《黄庭坚“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说新论》，指出黄庭坚此说的意义不止于强调在继承基础上进行创新，而且揭示了艺术发展的普遍规律。杨庆存把这些研究成果都及时纳入课堂教学中，纠正了学术界和原教材观点的偏颇。      

《礼记·学记》有关于“教学相长”的著名论断，即“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杨庆存以自身的实践，深切体会到“教学与科研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既相互支撑与联动，又相互促进与提升，呈螺旋上升态势。”教学过程将会发现必须解决和值得研究的新问题、新课题，而科学研究必然会为教学提供新内容、新观点和新方法。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杨庆存认为，学术是文化的最高形态，学术支撑教学，学术能力反映教师的基本素质。教书育人、立德树人，必须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重视学风、方法、能力的训练，这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教师应当进行示范和引领，研究生教学尤其如此。杨庆存给研究生讲课，经常在大家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提出新问题，讲出独到的新见解。比如脍炙人口的杜牧《清明》诗，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但杨庆存却对其中的“行人”进行深刻的文化发掘，从作者本义、作品立意和中国文化发展史、中国古代官吏制度发展史等角度进行了诠释，不但指出“行人”即作者本人，以及中国古代“行人”即“采风之人”或官吏称谓等多种特殊含义的新见解，而且从中国农耕社会发展与民风民俗伦理道德等方面做出深刻的思想阐释，提示作者“欲断魂”的原因，令人耳目一新。      

杨庆存还经常将研究文化经典的新见解、新观点和发现的新材料介绍给大家。比如对《尚书·尧典》中“黎民于变时雍”一句的理解，数千年来没人提出过疑问，几乎都把“雍”解释为“和”，后代学者也都按照“雍和”的思路进行阐释。但是杨庆存在备课中发现，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解释，全文内容文气就不会贯通，因为在“黎民于变时雍”后紧跟着“乃命羲和，钦若吴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这是关于制定历法、划分春秋四季的问题。于是杨庆存根据上下内容的联系与具体语言环境，对此句重新进行标点断句：“黎民/于/变时/雍”，“变时”即季节的变化，并指出“雍”通“壅”，原义是堵塞的意思。那么这句话就应该解释为老百姓对季节变化的具体时点无法准确掌握，不能按时播种耕作，于是接续上文的是尧帝派四位大臣到四个地方去通过观察日月星象，确定春夏秋冬以便农时。这样解释的话，整句话、整篇文章的意思就清晰明确了。      

杨庆存这种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的做法，给同学们以很强的启发性和示范性。有同学说，听了杨老师的课，才知道怎么样去读书。      

传道授业解惑，身教重于言教

杨庆存认为，学为政本，学校的任务和教师的责任，就在于培养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的国家栋梁。教师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更要引导同学们树立“斯文自任”的精神，热爱祖国，以天下为己任，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和担当，为国家做贡献，为人民做贡献，实现人生价值。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身教重于言教，师德尤其重要。      

杨庆存学术渊博、治学严谨、勤恳敬业、严于律己、正直随和、宽以待人，是学生心中学习的典范和标杆。尽管杨庆存身兼数职，事务繁忙，但他始终坚持“课比天大”的原则，把讲课作为头等大事，坚持兢兢业业上好每堂课。“教师爱岗敬业，首先体现在对学生负责，对教学负责。”尽管杨庆存对自己所要讲授的内容早已了然于心，但每次上课前他还是毫不松懈地认真准备，坚持“写不好讲稿，不上讲坛”，厚厚的讲稿上总是勾画着本课的重点、难点，一张张幻灯片上标示着密密麻麻的注音、注释，无论多么疲惫劳累，杨庆存总是以饱满的情绪，充满激情地讲授课程。杨庆存用自己的学识、阅历、经验点燃同学们对真善美的向往，学生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方法，更重要的是严谨的学风。杨庆存“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以实际行动感染带动学生、以人格魅力吸引打动学生，以学识风范浸润影响学生。      

杨庆存教学经验丰富，科研成果丰富，但依然读书不倦、笔耕不辍，依旧保持着认真阅读和深入思考的好习惯。“打铁还要自身硬。教师的水平、学识、能力直接关系着人才培养的质量。”杨庆存刻苦钻研、严谨笃学，不断充实、拓展、提高着自己。他说：“做一位合格的教师必须有这种敬业的精神，严谨的态度，给学生做示范，这是师徳的应有之义。”正是这种“润物细无声”的率先垂范的精神深深影响了同学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讲，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桶水，现在看，这个要求已经远远不够了，应该是要有一潭水。”杨庆存认为，教师必须不断学习，做世范之师；师德高尚，做表率之师；勤勉笃学，做博学之师；真诚奉献，做博爱之师；勤于思考，做创新之师。师爱是师德的核心，也是教师的灵魂，杨庆存对待同学宽严有度，在生活上真心关爱同学，在学习中严格要求同学。了解和尊重每位同学的差异性，熟知每位同学的优缺点，因材施教。当同学受到挫折时，杨庆存经常鼓励、开导学生；当同学在学业困惑时，杨庆存总是善于引导、谆谆教诲。在学术上，杨庆存要求严格、一丝不苟，以严谨求实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激励同学们积极向上、追求卓越。      

【名师名片】

杨庆存，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凯原十佳”教师。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编委，《文化中华》总编。上海交大学位委员会委员，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专著《宋代散文研究》、《中国文化论稿》等十多部，合作专著《宋代文学史》等十多部。《宋代散文研究（修订本）》获教育部第七届高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交大“科研成果奖”一等奖，《晁氏琴趣外篇晁叔用词校注》获山东省第七次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